三民主義－民族主義第四講
民族自決與反帝國主義
哈囉！大家好！我是阿牛哥！這是「三民主義」第四集。經過了前三講的介紹，第四講的主題是：民族自決與反帝國主義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，一個新的名詞－「民族自決」轟動了全球，被壓迫的民族們，紛紛寄望於此，但現實卻又讓他們失望。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理想，為什麼在巴黎和會上破滅呢？孫中山又為什麼轉而稱讚，遠在歐洲的列寧跟俄國革命？這集我們將透過故事跟歷史脈絡，解析孫中山第四講的觀點，一步步揭開民族自決，以及反帝國主義的真相。讓我們從巴黎和會開始說起。
巴黎和會：理想幻滅的民族自決
話說1919年的巴黎，戰勝國雲集協商和平條約，來自殖民地跟弱小民族的代表們，紛紛懷抱著希望，等待公正的新世界誕生。
而一戰結束以後，世界矚目的巴黎和會召開了。美國總統威爾遜，在戰爭期間提出著名的，「十四點和平原則」，其中的第五點，就是關於殖民問題的處理：強調對殖民地的訴求要，「自由、開放、絕對公正地調整所有殖民主張」（A free, open-minded, and absolutely impartial adjustment of all colonial claims），殖民地人民的意願，應該跟殖民當局的主張同等考量。實際上就是他倡導的民族自決，簡單說就是讓各民族，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。對於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而言，威爾遜就像一道光，讓他們看到了希望：一個所有民族都有權利，獨立的新世界似乎要來了。
但你知道的，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卻骨感。凡爾賽和約的談判過程中，英國、法國等歐洲列強，不真心願意放棄他們的殖民利益。他們口頭上附和威爾遜的原則，但實際上卻處處設法架空跟阻撓。正像是孫中山所觀察的那樣：「英國、法國和意大利覺得，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開放，跟他們這些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太大了，所以在開會的時候用很多方法去騙威爾遜，弄到最後和約的條件一點都不公平。世界上的弱小民族，不但不能自決、不能自由，甚至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厲害。」威爾遜滿懷理想奔赴歐洲，卻在老謀深算的殖民帝國面前碰壁，民族自決原則最終沒能，真正寫進對殖民地有利的條款裡面。
事實上巴黎和會，不但沒有讓殖民地民族翻身，反而讓他們更失望。以中國為例，戰前德國強佔的山東膠州灣，並沒有歸還中國，反而轉給了日本。這個決定就像一顆炸彈，直接引爆了中國的「五四運動」。
在朝鮮、印度、埃及這些地方，大家的心情也一樣，都是失望跟憤怒。威爾遜的話語，曾經點燃被壓迫民族的希望，像是埃及的1919年革命、印度的《羅拉特法》抗議，他們的不合作運動、中國的五四運動、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等風起雲湧，這就是最好的例證。當巴黎和會對殖民地的訴求，不裡不睬的時候，殖民世界陷入一片沮喪與憤怒。「民族自決」成了一場幻影，留給弱小民族的只有更深的無奈。
國父孫中山在遙遠的東方看到這一切，也對威爾遜十分失望。他一針見血的指出：那些口口聲聲宣稱「世界大同」的強國，其實只是想永遠維持自己，對全球的壟斷地位。他們批評弱小民族，搞民族主義「狹隘」，卻鼓吹的所謂「世界主義」，其實只是換了一種說法的帝國主義。於是他悲天憫人的說：「強大的國家壟斷了各民族的利益，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，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，說民族主義範圍太狹隘。其實他們所主張的世界主義，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，與變相的侵略主義。」他這話真是說到了重點：當時那些國際主義的言論，很多時候都成了強國掩蓋自己霸權的藉口。他這一段話，道破了天機：當時的國際主義言論，大多成了強權偽裝霸權的遮羞布。那面對西方列強的虛偽和壓榨，弱小民族還有希望嗎？世界舞台的另一邊，這時正上演著一齣，讓帝國主義者心驚肉跳的大戲。
俄國革命：被壓迫民族的曙光
一戰的戰場硝煙未盡，東方傳來震撼消息，俄國爆發了革命，沙皇倒臺，布爾什維克執政，單方面退出了大戰。
1917年，遠在歐洲東部爆發了，震撼世界的俄國十月革命。戰時的俄國傷亡慘重、民不聊生。在協約國跟德國血拼之際，俄國人開始思考：「我們這麼拼命地打仗，到底是為了什麼？不就是幫著一些強國，去打倒另外一些強國嗎？打贏了對我們老百姓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」正是這種清醒的認識，最終爆發了革命。布爾什維克黨人上臺以後，立即脫離協約國、單獨跟德國議和，寧可割地賠款也要停止，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的自相殘殺。對被壓迫民族來說，俄國革命如同黑夜中的一道曙光：原來還有大國敢於對抗，傳統列強的遊戲規則，退出帝國主義的角力，轉而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！
孫中山起初對社會主義，是持保留的態度，但他很快注意到列寧的新俄國，奉行與傳統帝國主義截然不同的政策。孫中山發現，列強誣蔑攻擊列寧，是因為「他敢於宣稱世界多數民族，大約是十二億五千萬人，被少數民族，大約二億五千萬人所壓迫」，並鼓吹被壓迫民族奮起自決。孫中山在演講裡面引用了，俄國友人的話來稱讚列寧：列寧不僅指出了殖民地人民，遭受到壓迫的殘酷事實，還實際投入解放跟民族自決的工作，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主持公道。這樣的領袖，自然成為帝國主義者的眼中釘。然而隨著俄國革命成功，各殖民地的人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，他們漸漸看破了列強的謊言，不再輕易受欺。在孫中山的眼中，俄國革命給當時暗無天日的被壓迫民族，帶來了一束希望的光芒。
的確布爾什維克政府，公開聲援殖民地解放。列寧執政後不久就宣佈，廢除沙皇時代對他國的不平等條約，並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、自決。1918年，列寧發表《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》，明確提出殖民地有權獨立。接著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，蘇俄更是號召亞洲、非洲的被壓迫人民團結反帝。這一系列舉措，讓西方列強如坐針氈，也讓亞洲許多的革命者深受鼓舞。舉個例子，越南的胡志明原本希望，巴黎和會能為越南帶來獨立的機會，結果碰壁以後，他轉而研讀列寧的主張，認為找到了答案－不靠西方的恩賜，而靠被壓迫民族自己團結奮鬥。中國的革命者們同樣受到啟發：年輕的毛澤東、周恩來們，在五四運動以後，開始研習馬克思主義，就是因為看到了威爾遜的失敗，以及列寧道路的可行。可以說威爾遜，給了殖民地人民一場空歡喜，列寧卻提供了一條抗爭的指引。 孫中山對此洞若觀火，所以在第四講裡面，他大膽讚揚俄國革命，說「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」。這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，是相當前衛的觀點！
我們小結一下，巴黎和會的幻滅，讓被壓迫民族轉向尋求新的出路，而俄國革命的成功，讓他們看到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希望。孫中山從中得到的重要啟示是：要真正實現民族自決，光靠帝國主義者的施捨是不可能的，必須另闢蹊徑、自力更生。那具體該怎麼做呢？他把答案指向了「民族主義」。
弱小民族先自強：民族主義為基石
一戰後國際上出現兩種聲音，一邊是列強談論建立國際聯盟、世界和平；另一邊是殖民地，民族高喊獨立解放。中國知識界有人嚮往世界大同，也有人主張民族復興。而孫中山正在思考的是：中國到底應該走哪條路？
在威爾遜宣揚世界和平的新秩序的時候，不少歐洲知識分子鼓吹一種，「世界主義」或稱國際主義的思想，認為民族國家的觀念已經過時了，人類應該超越民族界限，建立世界大家庭。這聽來很美好，但孫中山卻對此抱持強烈的保留態度。他指出在弱小民族，還被強權踩在腳下，在這時鼓吹超越民族，邏輯無異於說「強權即公理」。對中國這樣遭受帝國主義，壓迫的國家而言，談論世界大同還太早了。如果連民族獨立都沒有實現，就想跳過這一步，跟列強談平等合作，結果只會是徒有虛名的「世界主義」，實際上是任人宰割。
他在第四講中直言不諱地說：中國和其他弱小民族，必須先建立堅實的民族主義基礎，在擺脫帝國主義壓迫以後，才能真正推動世界主義。他說：「欲平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」－也就是想要和平天下，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。他讚許中國傳統上有不尚武、好和平的精神，說這正是未來真正的世界主義，所需要的高尚品德，但要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，必須以民族主義作為根基。他舉例說：俄國有一億五千萬人民，正因為俄國先完成了民族革命，也就是推翻沙皇、建立新政權，才成為歐洲實行新世界主義的基礎。同樣的道理，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，如果能先實現民族獨立復興，也將成為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。只有各民族先各自站穩腳跟，未來的世界合作，才有真正平等的可能性。否則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談「世界一家」，只會變成強者對弱者的單方面支配而已。
我們從政治學的概念上來看，孫中山主張的其實是先民族自決、後國際合作的順序。這跟二戰後形成的國際共識不謀而合－聯合國憲章也明確承認民族自決權，認為各民族平等獨立，是世界和平的前提。事實上歷史已經驗證了他的判斷：20世紀下半葉，亞洲、拉丁美洲、非洲等許多新興國家，先後擺脫了殖民統治，組成不結盟運動，強調在平等主權的基礎上，建立新的國際關係。可以說只有當弱小民族，不再受帝國主義掣肘的時候，真正的世界大同才有實現的契機。正如殖民史學者，維拉奇尼所說的一樣，殖民主義本質上是一種，充滿支配與剝奪的不平等關係，但各殖民地人民從來沒有消極接受命運，而是以各種方式做出了回應。在20世紀，這些「多樣的回應」中，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民族主義運動。被壓迫民族透過民族主義覺醒，奮力爭取獨立，正是對帝國主義最有力的反擊。民族主義第四講正是在為中國，以及全球弱小民族指明這條自救的道路。
講到這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，孫中山為什麼強調「先有民族後有世界」了。那帝國主義究竟是如何，造成這種弱肉強食的世界秩序呢？接下來我們從理論角度簡單看看，當時對帝國主義的剖析，加深對孫中山觀點的理解。
帝國主義真相：資本、殖民與爭霸
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西方列強為什麼瘋狂爭奪殖民地呢？帝國主義背後有哪些經濟動機？「帝國主義」這個詞，我們前面反覆提到。它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現象？簡單說帝國主義就是，強國對弱國的擴張跟支配。但它不只是侵略打仗這麼簡單，背後有深刻的經濟跟政治原因。20世紀初，許多思想家都在剖析帝國主義的成因。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兩位，一個是英國經濟學者霍布森（John Atkinson Hobson），一個就是俄國革命領袖列寧（Vladimir Lenin）。
霍布森在1902年，出版的《帝國主義：一項研究》（Imperialism: A Study）中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：資本主義國家內部，嚴重的貧富不均跟生產過剩，導致資本家將多餘資本，向外尋找投資的出路，這才是帝國主義擴張的經濟根源。簡單說就是國內市場有限，富人手中的錢太多沒地方花，就會想辦法到海外賺更多錢。如果把錢再投回本國工廠，只會加劇生產過剩、利潤下降。倒不如把錢投到落後地區去。可是各資本主義強國，他們都想往外投資，而地球就那麼大，沒開發的地區有限，那怎麼辦呢？他們就以傳教、文明開化等名義，實際上是用炮艦跟軍隊，打開別國的大門，把亞洲非洲的傳統社會，納入世界市場的體系。霍布森說帝國主義者宣稱，要去「文明化、基督化、扶持」那些地區，其實真正目的是把別人的地盤，變成自己的原料產地跟商品市場。所以在他看來帝國主義，並不是什麼民族精神高漲的結果，而是不平等的經濟體制使然。如果能在國內進行社會改革、提高工薪階層的消費能力，讓資本不至於過剩，帝國擴張的慾望或許就會減弱。
列寧非常讚賞霍布森，對帝國主義經濟動機的剖析，但他走得更遠就是了。1916年，列寧寫下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》（Imperialism: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）一書，直接把帝國主義定義為，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，和金融資本統治時期的產物。列寧指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西方各國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，已經轉變成壟斷資本主義：少數巨型企業跟銀行，控制了經濟命脈，為了尋找更高的利潤，它們不再滿足於出口商品，而是熱衷於輸出資本。當工廠跟銀行有了多餘資金，就投向海外建立礦山、種植園、鐵路等等，進一步要求本國政府，提供軍事保護跟政治控制。於是各帝國主義強國在全球，展開瓜分領土跟勢力範圍的競賽，把幾乎整個世界，都劃入了他們的版圖。到了20世紀十幾年代，地球上幾乎沒有不被列強們，染指的「無主之地」了－帝國主義時代就是世界，被幾大資本主義強權瓜分殆盡的時代。
列寧的結論很直接：帝國主義不是列強一時貪心犯錯，而是資本主義必然發展出的階段。在這個階段，少數財團壟斷經濟利益，國與國之間，為了爭奪殖民地跟市場，必然會爆發衝突，最終導致世界大戰這樣的悲劇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帝國主義，矛盾大爆發的結果－列強為重新瓜分世界大打出手、死傷無數，但卻換來更殘酷的不平等跟新的仇恨。這印證了列寧的觀點。也難怪孫中山會說，「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，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」，因為戰爭根源不除，和平自然無從談起。
無論是霍布森還是列寧，都揭穿了帝國主義，掛著的種種漂亮招牌。他們讓世人明白，帝國主義本質上，是經濟利益驅動下的殖民擴張行為。帝國主義者嘴上，說的是傳播文明、種族優越，實際算的是投資回報的精明帳。當被壓迫民族看清這點時，民族主義的反抗，就蓄勢待發了。他在第四講引用列寧的革命，來鼓舞中國人民，正是希望大家意識到：帝國主義並不是不可撼動的天命，而是人為製造的不公秩序。只要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、自決自強，就有機會推翻這種壓迫。
講到這裡，我們梳理了第四講的核心內容，以及相關的理論背景。我們看到一戰前後的國際風雲，給了孫中山新的思考視野：西方「民族自決」口惠而實不至，俄國革命卻點燃了反帝之火。弱小民族要突圍，唯有振興民族主義。而帝國主義的內核就是強權壟斷。那這些思想在之後的歷史中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？
民族自決與反帝國主義的歷史迴響
20世紀中葉，亞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，掀起了民族解放的浪潮，歐洲殖民帝國土崩瓦解。漫長的反帝抗爭，終於迎來勝利的果實，但新生的國家們也面對重重挑戰。
孫中山的預言，很快在歷史中得到了印證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老牌殖民帝國元氣大傷，亞非拉各地的民族獨立運動，就像是野火一樣蔓延。從印度到印尼，從越南到阿爾及利亞，一個個新興國家先後宣告誕生。民族自決不再只是紙上談兵，而是成千上萬的殖民地人民，用鮮血跟生命拼搏來的現實。威爾遜曾經未竟的理想，最終靠被壓迫民族，自己的奮鬥給實現了。當殖民帝國不得不鬆手時，有人說是殖民者「開恩」了，有人說是民族主義者「奮鬥」贏了。歷史學者維拉奇尼（Lorenzo Veracini），就把冷戰前後的非殖民化，形容為「放棄的還是征服的？」，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。事實上多數情況下，還是殖民地人民的堅決鬥爭，迫使宗主國讓步－帝國主義者從來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，是反帝的壓力讓他們別無選擇。
然而民族獨立只是第一步。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直接統治，新生的國家們很快發現，殖民時代遺留下的經濟貧困跟社會裂痕，並不會隨旗幟更換而消失。許多國家面臨發展落後的困境，殖民者曾經強加的單一經濟結構，讓它們難以擺脫對舊宗主國的依賴，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，「新帝國主義」或「經濟殖民主義」，不再用軍隊駐紮，而是透過資本跟貿易保持控制。另外殖民勢力劃定的，任意邊界跟「分而治之」（divide and rule）的政策，也給新國家留下族群矛盾、領土爭端等隱患。可以說帝國主義的陰影沒有退散，只是轉化成新的形式。如果孫中山地下有知，或許會提醒後人：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沒有終點，經濟上的自主、自決，同樣是民族復興的重要課題。
回頭看民族主義第四講，我們不禁感嘆，他的眼光是何其深遠。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，他已經把中國的前途，以及整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，都聯繫在了一起。他不只是關注中國人推翻滿清、驅逐列強，也思考世界格局的重塑。從威爾遜的失敗裡面，他看到了帝國主義者的虛偽。從列寧的成功中，他看到了弱小民族的希望。從民族主義的振興裡面，他看到了中國自強，以及世界大同的正確次序。這些思想，日後都在歷史舞臺上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驗證。中國經過長期奮鬥，終於擺脫半殖民地的屈辱；亞非拉國家通過民族解放運動，改寫了國際版圖。在一定意義上，孫中山所期待的，「全世界民族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」正在實現。
不過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，民族自決跟反帝國主義的課題，也在新的時代以不同面貌出現。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傳統殖民帝國早已成為歷史，但不平等的全球經濟秩序、強權干涉弱國內政等現象，依然引發「新帝國主義」的爭論。面對國際上的種種強權，新興國家該如何維護自己的自主權？民族主義在帶來團結力量的同時，又該如何避免走向狹隘跟極端呢？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。就像孫中山當年拋給聽眾的開放式問題一樣－在民族自決的路上，有鮮花也有荊棘，但唯有勇敢探索，才能開闢出光明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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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：
孫文，1924，《三民主義・民族主義第四講》，維基文庫中文版：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%E4%B8%89%E6%B0%91%E4%B8%BB%E7%BE%A9/%E6%B0%91%E6%97%8F%E4%B8%BB%E7%BE%A9%E7%AC%AC%E5%9B%9B%E8%AC%9B。
Lenin, Vladimir. 2020. Imperialism: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. Echo Point Books and Media.
Hobson, John Atkinson. 2024. Imperialism: A Study. G. Allen & Unwin Limited.
Veracini, Lorenzo. 2023. Colonialism: A Global History. Routledge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