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民主義－民族主義第五講
哈囉！大家好！我是阿牛哥！「三民主義」第五集，主題是：「喚醒國魂，抵禦外侮」。之前我們討論了國父孫中山，他如何定義民族，跟他對帝國主義的警醒。這講重點放在，怎麼喚醒整個民族的精神。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，中國又該如何多難興邦、浴火重生呢？
在開始之前，想先問一下大家：你有沒有想過，一個民族是怎麼在苦難中覺醒、在危機中團結的呢？「多難可以興邦」，那究竟要經歷多少苦難，我們才能喚醒所謂的國魂呢？
危機中的民族動員
我們先從歷史脈絡談起，一百多年前，中國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，就像被列強欺負、政府又很爛，老百姓過得很辛苦，但他們卻沒有什麼感覺。孫中山發現中國人好像都不太在意，總覺得國家不會有事。所以他在演講一開始，就引用了古人的話：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感受到敵人的威脅，常常就會不知不覺地滅亡。」相反地，「多難可以興邦」這句話，不是說要讓國家多受苦，而是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難的時候，能夠更努力、更團結，讓國家變得更強大。
當時的中國人好像都麻木了，就算國家遇到再大的危險，還是覺得「我們國家不會滅亡」，就像現在的臺灣一樣(彩條)。他舉了歷史上的例子來提醒大家：中國以前被外國人欺負了好幾次，像是英法聯軍、八國聯軍等等，國家被搶走土地、賠了很多錢，一步步變成半殖民地。但很多人卻好像習慣了，每天過著自己的小日子，沒有意識到國家，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了。如果再不趕快清醒過來採取行動，中國不只會滅亡，連整個民族可能都會消失！
這邊講一下法國思想家雷南的觀點。19世紀的法國思想家，雷南在他的著名演講，〈什麼是民族？〉提到，共同的記憶與苦難，是凝聚民族的關鍵，而「共同經歷的苦難，比共同分享的喜悅，更能把人團結起來」。他甚至說：「在民族的記憶中，悲傷比勝利更寶貴，因為悲傷賦予責任，要求共同的努力。」，聽起來是不是很有哲理呢？簡單來說，一起受苦受難，往往比一起享樂，更能讓大家產生命運與共的團結感。
孫中山先生很懂這個道理。他不斷地強調中國面臨的危險，要讓所有人都記得這些苦難。他直接點出當時的中國，「退化到現在這個地步」，是因為大家失去了民族精神，以前當滿洲人的奴隸，現在又變成外國人的奴隸，而且被欺負得更慘！這句話是不是很嚇人呢？竟然說我們是「各國人的奴隸」！但他的目的是要刺激大家，讓大家意識到，國家已經弱到什麼程度了。如果還不知道國家有難，只是顧著享受，那中國民族滅亡的命運就無法避免。
他一方面警告大家，不要對外國人的欺負無動於衷，一方面也給大家希望：只要認清苦難、努力奮鬥，就能把危險變成機會。這種用「危機」來喚醒民族意識的方法，現在看來或許有點激動，但在那個時候，卻是讓大家最快清醒過來的辦法。畢竟只有苦難敲響的警鐘，才能叫醒沉睡的靈魂。而他要喚醒的是所有中國人的靈魂，也就是他口中的「國魂」。那中國當時，究竟遭遇到哪些「多難」呢？下面來講「亡國三要素」。
亡國三要素
第五講裡面特別列舉了，導致中國亡國的三重外來壓迫：軍事力量的威脅、經濟力量的剝削、列強人口增加帶來的壓迫。他明確說道：「我們民族所受的大禍，一是政治力（軍事力）的壓迫，二是經濟力的壓迫，三是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。」這三項可以說是，中國面臨外患的亡國三要素。
首先是軍事壓迫，也就是外國強大的軍隊，對中國造成的威脅。近代中國經歷了很多戰爭，像是英法聯軍、八國聯軍、甲午戰爭等等，每次戰爭都讓中國失去土地、賠了很多錢，國家尊嚴掃地。他指出這些國家只要打一仗，就能夠讓中國滅亡。他還舉了以前宋朝跟明朝，滅亡的例子來說明戰爭的威力。甚至分析了當時的日本、美國、英國跟法國，指出這些國家只要動員軍隊，短時間內就能攻陷中國。可以想像當時聽到的人，心裡一定非常震驚跟害怕。
但他的結論是，中國之所以還沒有滅亡，不是因為我們多厲害，而是因為這些強國，他們彼此互相牽制，誰也不想讓對方獨吞中國。但他痛斥那些把希望，寄託在別人矛盾上的人，認為他們只是在做白日夢，根本不切實際。因為一旦這些強國達成協議，中國就可能瞬間變成，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。直接點出了中國當時非常危險的處境。
再來是經濟壓迫，也就是外國對中國，經濟的掠奪跟控制。孫中山清楚地知道，侵略不只體現在軍事上，更可怕的是在經濟上的剝削。他提到外國甚至不用動一兵一卒，只要透過外交手段，像是簽訂條約、借錢給中國，就能夠讓中國滅亡了。就像那些不平等條約跟外國借款，只用簽字就把中國的利益，瓜分得一乾二淨了。透過強迫中國開放港口、控制海關稅收、設立外國銀行、把外國貨品大量賣到中國這類的手段，外國就把中國的經濟命脈，牢牢掌握在手中了。像是英國利用銀行跟貿易，控制中國的南方，法國則滲透中國西南地區等等。孫中山認為經濟上的壓迫，有時候比軍事侵略更可怕，因為它不著痕跡，但卻持續地削弱國家的力量。
在這點上他的看法，跟同一時期的列寧不謀而合。列寧在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》，這本書裡面把帝國主義定義為，「資本主義發展到獨占階段的產物」，特徵之一就是一小撮先進國家，對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殖民壓迫，以及財政上的掠奪。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時代，幾個強國像是美、英、日，像是武裝到牙齒的世界強盜，把整個世界當成獵物來瓜分。這也是清末以來中國的遭遇，中國被列強當成一塊可口的大蛋糕，被列強任意瓜分，也體現了著名的政治漫畫，「各國瓜分中國之餅」，清朝官員在旁乾著急卻無可奈何。而孫中山強調經濟侵略的危險，跟列寧強調帝國主義，實質是經濟掠奪的論點，可以說是遙相呼應。但不同的是孫中山，沒有走馬克思式的階級分析道路，而是把反對經濟壓迫，納入了民族主義的框架。他關注的不是無產階級，以及資本家的矛盾，而是被壓迫民族跟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。
最後一項危機提到了人口壓迫，這聽起來或許有點奇怪，但其實中山先生觀察到，當時列強的人口不斷增加，為了尋找更多的生存空間跟資源，他們勢必會向外移民擴張，這就對中國造成了一種人口壓力。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一直這樣弱下去，遲早會有大批外國人湧進來，佔據中國的土地，慢慢地讓中國人成為少數民族，最終導致中國亡國滅種。
這種想法其實受到了，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。這種理論認為，國家之間就像叢林裡的動物一樣，弱肉強食、適者生存。如果你不夠強大、不能好好繁衍，別人就會來取代你。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，這個理論既讓人警醒、又非常殘酷：一方面，它刺激了大家的危機意識，讓大家覺得「不努力就會滅亡」；但另一方面，它也可能走向種族主義，以及「弱肉強食」的偏激思想。孫中山提出的人口壓迫論，其實也有點矛盾：他一方面希望用這種競爭的觀念，來激勵中國自強，另一方面又主張道德復興跟天下大同，這兩者其實不太相容。不過先不討論這個矛盾，先來看看他是怎麼描述，這種「人口壓迫」的。
中山先生舉了當時的印度作例子。他說印度已經亡國了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，但印度人並沒有放棄，而是在甘地的帶領下，發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，想擺脫英國的統治。他以此對比中國，雖然還沒有正式亡國，但如果繼續鬆散無力，就很可能步上印度的後塵。所以他號召四萬萬中國人團結起來，共同對抗外侮。他強調，只要中國人自己團結成一個強大的整體，「無論外國用什麼軍事、經濟和人口壓迫，我們都不怕」。
畢竟中國本身，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，如果能夠凝聚起來，就算外國人想要移民過來，也沒辦法佔到便宜。孫中山甚至很自信地說，「人口增加的問題，更是容易解決」，因為中國地大物博，又有龐大的人口，只要國民覺醒，就足以抵抗外來侵略。他再次把責任推回中國人自己身上：過去中國之所以被欺負，是因為大家愚昧無知、得過且過。如果全體國民覺醒並團結起來，列強就不能任意妄為。
孫中山的「亡國三要素」—軍事威脅、經濟剝削、人口壓迫—帶來了巨大的警示：軍事上要有抵抗外敵的力量，經濟上要有自主自強的實力，人口跟文化上要有凝聚力，避免被外來力量取代。中山先生把這三重危機，深刻地擺在國人面前，要喚醒全民的危機意識。他開出的「藥方」，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，進行全面的民族振興。在這部分，他並沒有具體談論解決的策略，因為具體的方法後面會講，像是經濟抵制、組織團體等等。他更多是在為對症下藥前做診斷，先讓整個民族了解病情的嚴重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孫中山選擇以民族為單位來討論問題，而不是像當時許多共產主義者，那樣的強調階級鬥爭。列寧等人主張全世界的無產階級，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，最終要走向國際主義跟社會主義。但孫中山則更強調，中華民族自身的復興，相信只要民族強盛，就能夠在世界上立足。他沒有深入探討，帝國主義的資本本質，而是把帝國主義視為，外族對中華民族的侵略。這種思考方式在當時，確實很有效地凝聚了民族力量，但也可能帶來一個潛在風險：滑坡到了「狹隘的民族主義」上，把問題簡單化為民族之間的對立。但這不是我們要深入探討的內容，但歷史上中國的民族主義，確實也曾經出現過偏激的排外情緒。
總而言之，「亡國三要素」讓我們看到了，孫中山居安思危的用心良苦。他就是要敲響警鐘：中國已經病入膏肓，不是打一針強心劑就行了，而是需要全面的治療。那「療法」是什麼呢？
「人口壓迫論」的內在張力
在裡我們單獨把「人口壓迫論」分出來講，因為它很能體現孫中山，民族主義思想中的一個張力。前面提到這個論點，來源於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，強調民族間的生存競爭。19世紀末，嚴復翻譯英國思想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），提出「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」，對知識界的影響極大。在列強入侵的刺痛下，中國知識份子很自然地，接受了這套觀念：國與國斗爭就像物種競爭，弱者將被淘汰。因此要避免亡國，就必須讓民族變得強大、適者生存。
他提出「人口壓迫」的概念，是擔心西方跟日本，這些強大的民族，他們人口不斷增加，會擠壓甚至是取代，比較弱小的中國人。如果我們沒辦法讓自己變強大，就很難避免被其他民族吞併。不過有趣的是，孫中山同時也是一個，相信道德理想的人。他後來談到「文化民族主義」的時候，極力主張要恢復中國傳統的道德，並且嚮往未來世界所有民族，都能平等合作的大同世界。
這跟他前面說的，像叢林法則一樣冷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，其實不太搭。那孫中山怎麼處理這個矛盾呢？其實他沒有直接引用，達爾文或斯賓塞這些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家的話，而是用更白話的方式來講：他先強調民族生死存亡的殘酷現實，逼著大家接受「不努力就會滅亡」的觀念。但他又提出一套解決辦法，想在競爭中找到雙贏的局面。在他看來，解決人口壓迫的關鍵，還是要靠民族自強。只要中國人團結起來，把四億人的力量綁成一捆繩子，就算外國人再多，也沒辦法征服我們。他沒有鼓吹我們去侵略別的國家，來轉移人口壓力，而是用防守的方式，來強調保護自己的重要性。不過社會達爾文主義，還有另一個隱藏的問題：如果強國壓迫弱國是自然法則，那弱國奮起以後，也可能會用同樣的手段，變成一個新的強權，最終還是會陷入你爭我奪的惡性循環。孫中山不希望中國成為，侵略別國的強權，他的最終目標是「世界大同」—也就是各民族平等共存。
所以他在演講的最後也提醒大家：中國的民族主義，不是要搞狹隘的種族沙文主義，而是要在全世界民族解放的潮流中，爭取自己應有的地位。這等於是給自己的民族主義，加上了一道道德保險：中國要強大，但不稱霸；要跟列強競爭，但不去侵略小國。我們可以看出來，他想在生存鬥爭和道德理想之間，找到一個平衡點。一方面，他接受了國際上「弱肉強食」的現實，強調中國必須努力自強，不然就會滅亡—這一點毫不含糊，充滿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緊迫感。
另一方面，他又不願放棄傳統道德跟未來的理想，希望中國強大之後，能夠促進天下為公，而不是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。這樣的理念在實際執行中，當然是充滿挑戰，但也正是孫中山思想的魅力所在：他既有冷靜務實的一面，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面。為了更好地理解，他的這種平衡思路，我們可以借用18世紀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一些想法。孟德斯鳩在他的重要著作，《論法的精神》裡面，討論了各種政府形式時，區分了「國家的自然組成形式」，跟後來人們組織起來的形式。他指出早期的社會，大多是以家庭、氏族為基本單位，部落的忠誠來自親戚關係。但隨著國家越來越大，光靠血緣已經不夠了，需要建立起對國家的政治忠誠，也就是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跟責任感。套用在中國的情況，我們會發現從清末到民初，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的家族社會，轉變成現代國民國家的階段。他既要喚醒國人的危機感，這點靠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刺激，又要培養國人對國家的認同，這點需要新的政治忠誠跟共同理想。因此他同時強調，生存競爭跟道德目標，實際上是在建立一種，既符合現實又充滿理想的民族主義。只不過兩者之間，緊張關係一直存在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掉進，極端民族主義的陷阱—當然這就是後話了。但到底要怎麼才能把四億人，凝聚成一個有力的民族呢？光有危機意識還不夠，還要有組織方式跟精神連結！接下來孫中山就談到了，國族建設的問題。
從家族忠誠到國家忠誠
清末民初的中國，當時社會有個很明顯的現象：大家對自己的家族、宗族特別忠心，但對「國家」這個比較抽象的概念，卻沒什麼認同感。有些外國人甚至批評說，中國人就像一盤散沙，沒有民族團結，只有一堆鬆散的家庭跟宗族。孫中山在演講中也承認了這點：「中國人對家族和宗族的觀念很深」，但卻「沒有真正的民族團體」。確實在傳統社會，一個幾百人的大宗族，甚至可以跟縣政府對抗，而「國家」對老百姓來說，卻顯得非常遙遠和模糊。
不過孫中山並不覺得，宗族觀念是件壞事。相反地他認為，可以把這種「弊病」變成優點：利用現有的家族組織，來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。他的想法是：既然中國社會已經有穩固的家族、宗族單位，為什麼不把這些單位再擴大聯合起來，形成一個更大的「國族」呢？他提出一個說法：「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，是先有家族，再推到宗族，然後才是國族。」也就是說，把家庭當成第一級，宗族當成中間級，最後組成全國人民這個大團體，層層放大、很有秩序。這和我們前面提到的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觀點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：都是從血親小團體，慢慢過渡到政治大共同體。
在實際操作上，孫中山建議以全國，各大姓氏宗族為單位來動員。他指出中國至少有三四百個姓氏大宗族，可以先把每個姓氏的人，在鄉里縣市組織起來，再擴大到省，最後再到全國。像是陳姓、李姓、張姓，各自都有原本的宗族網絡，那就先把各地的同姓人結合起來，然後不同姓之間再聯盟合作，最終匯聚成一個，前所未有的龐大民族團體。
這樣做有兩大好處：第一，把內部的宗族紛爭，轉化為一致對外抗敵。古代中國宗族之間常常打架，如果大家能明白「國家滅亡了，家族也保不住」這個道理，他在演講中舉了苗族等，少數民族被同化消失的例子，來警告漢族家族，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命運，那大家就願意暫停內鬥，一致對外。第二，利用宗族天然的凝聚力，組成的全國民族團體會特別牢固。因為族人之間本來就有親情連結，再昇華為愛國情感，既容易動員也穩定可靠。孫中山相信，有了宗族做基礎來發動，「比外國用個人為單位來聯絡，當然容易得多」。這話也不無道理，畢竟在文盲率很高的年代，要動員數億毫無組織的人，投入民族運動，從零開始太難；但如果以宗族鄉里為現成的管道，就能事半功倍地，把號召傳達到基層。
不過這種「宗族擴大法」，也有它的限制。他忽略了中國內部族群差異的問題。所謂的「四萬萬同胞」，其實並不是鐵板一塊，除了漢族，大部分邊疆少數民族，可能沒辦法被漢人的宗族網絡覆蓋到。如果完全以漢人宗族為基礎建國，多少會有排斥其他民族的風險。而且像五四運動，這些新興的思想潮流，很多現代中國思想家，例如陳獨秀、魯迅和胡適等人，對傳統宗法制度跟儒家倫理，有很多的批評，他們認為家族主義滋生封建腐敗、妨礙個人自由，不應該再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。孫中山的觀點在五四那一代看來，就顯得比較保守了——他竟然還想利用宗族來救國，難免會引起一些先進青年的質疑。
在理論上，我們可以從孟德斯鳩的觀點來延伸。他強調「中間團體」對自由的重要性，但中國傳統的宗族，是一種非常強固的中間團體，跟現代國家的公民社團不太一樣。現代國家講求，人民直接向國家效忠，而不是透過家族中介。孫中山意識到，直接讓百姓效忠國家有難度，所以設想了一個過渡方案：以家族為中介來培養國民忠誠。他說「中國人有家族的忠誠，卻沒有國家的忠誠」，這句話點出了問題根源，而他的解決方法就是：「利用家族制度，把它組織成國家」。這可以說是一種，國家建設的漸進策略。
當然這在實際執行上，的確是困難重重。畢竟1920年代的中國局勢複雜，各種國內外政治勢力交錯，孫中山期望的宗族動員，未必來得及實現。不過他在思想上，提供了一種很有趣的整合觀點：「家國一體」或「家國同構」。這種觀點後來，在國民政府的宣傳中也常出現，比如提倡「忠孝一致」，既忠於家庭又忠於國家。可以說孫中山為了，如何把傳統社會轉型為民族國家，給出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方案。
總而言之，在國家建設這個問題上，孫中山展現了他靈活又務實的一面。既承認中國社會的特殊性，又試圖順勢而為，把舊有的元素，轉化成了新的能量。聯想到歐洲國民國家的建立，有的靠民族語言文化塑造認同，就像是德國跟義大利，有的靠政治契約和共同理想，就像是美國跟法國。中國的這條路，似乎兩者都不完全是：既不是全新打造，也不是純粹自發，而是一種「以傳統促成現代」的融合方式。這一點在接下來要講的面向非常明顯：孫中山非常重視傳統道德文化，在民族復興中的作用。接下來看一下，他是怎麼從精神文化層面，為民族主義注入靈魂，同時借鑑西方思想家的觀點。
學習甘地的非暴力抵制
討論完組織動員跟內部凝聚，第五講中也提出了，具體的抗爭策略，其中一個就是用經濟手段，來抵制外國人的欺壓。他主張中國人應該學習，印度聖雄甘地的做法，發起一場經濟上的不合作運動。他在演講裡熱情地說：「中國要抵抗經濟壓迫，就得學甘地先生的辦法，把全國人民聯合起來，不用外國貨，錢也不存在外國銀行。」簡單幾句話，就描繪出一幅全民抵制洋貨，跟外國銀行的畫面。當時孫中山可能已經從新聞上，了解到甘地在印度領導的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。那場運動中，印度人抵制英國貨、拒絕為殖民政府工作，甚至是燒掉洋布，提倡大家改用自己國家生產的土布。就像學者們總結的：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，甘地提倡抵制外國商品，來振奮民族的精神，號召燒掉洋布，改用手工紡織品。
孫中山敏銳地察覺到，這種經濟民族主義的力量。他說中國老百姓，或許在其他事情上，很難有什麼大作為，但要做到不給外國人打工、不做洋奴、不用外國貨，以及不用外國銀行的錢，這些是完全可以辦到的。他還強調這等於是，對帝國主義進行經濟絕交，是每個普通老百姓，都能夠做到的反抗方式。如果全中國都抵制外國貨，外國強權對中國的經濟控制，將會大大的減弱。這招其實比武力起義要溫和得多，但卻可能對帝國主義者，造成實質性的損失，因為他們的利益受損，就不得不妥協。
在這一點上孫中山跟甘地，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。甘地相信透過「堅持真理」的非暴力手段，可以讓不公義的統治者自行讓步。他透過重建本土經濟，比如手搖紡紗機，就象徵著印度經濟的自主，被拿來對抗英國的經濟剝削。孫中山雖然沒有甘地那樣，完整的非暴力哲學，但他認同經濟自主對政治獨立的重要性。他看穿了帝國主義的本質之一，那就是經濟掠奪，要抵抗帝國主義，不能光是喊打喊殺，得要在經濟上進行抵抗。
從歷史結果來看，像是1930年代的「國貨運動」，號召民眾購買國貨、抵制日貨，就是孫中山思想的一種延續。又例如近幾年中國大陸民間，不時出現的抵制某些外國品牌的行動，也可以看成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表現，儘管這已經是比較極端化的表現了。只不過經濟抵制有好處也有壞處：適度理性地運用經濟手段，來爭取國家利益是好的，但過度情緒化地排外，也可能會傷害到自己的經濟發展。所以怎麼拿捏分寸很重要就是了。回到孫中山的那個年代，他提出經濟抵抗主要目的，是要喚起人民的自主意識。過去中國被動挨打、割地賠款，就是因為經濟上被人牽著鼻子走。如果能擺脫對外國貨跟外資的依賴，中國人就能挺直腰桿。甚至可以推測，孫中山或許也受到，晚清民族企業家所倡導的，「實業救國」思潮影響。他本人曾經致力於實業計劃，像是在《建國方略》裡面，規劃鐵路等經濟建設，所以他相信提高經濟實力，是國家強盛的重要途徑。
而孫中山強調的經濟抵制，是非暴力、全民參與的，這一點跟甘地完全一樣。甘地常說「非暴力是最強大的武器」，透過道德感召來改變對手。孫中山當然不是純粹的和平主義者，他也搞過武裝起義。但在對付帝國主義上，他看到武裝實力懸殊，不如採取經濟戰。所以他說中國人，「各種事業或許辦不到」，但這種不合作是可以做到的。在他的話裡面透露著，他對中國老百姓的信心：只要拿出愛國的決心，人人都能成為抵抗的力量。當一個農民不買洋鹽，而改買國產鹽，一個商人拒絕使用外國銀行，把錢存入中國銀行，積少成多，就是巨大的經濟力量。
除了經濟抗爭以外，他還提到另一個對策：聯合其他被壓迫民族，共同反對帝國主義。他在演講末尾呼籲，中國應該在世界民族主義的浪潮中奮鬥，和所有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。這跟列寧提倡的民族自決，思想是相當一致，都是主張殖民地、半殖民地人民，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。
結論：喚醒國魂
說到這裡，我們已經把第五講的精華內容，以及相關理論背景都整理完了。在這一講裡面，孫中山很沉痛地講述了，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，用「多難興邦」來喚醒民族意識，提出「亡國三要素」來警示國人。主張以宗族為基礎來建立國家，號召大家學習甘地，進行經濟抵抗。
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，孫中山的許多預見都很有道理。二戰以後，亞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，紛紛掀起民族解放的浪潮，人類正式進入，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秩序。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狀態，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。在這些重大的變化裡面，孫中山當年強調的民族自決、反帝國主義、經濟自主等理念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驗證。
但歷史並沒有就此停止。到了21世紀的現在，傳統的殖民主義雖然已經成為過去，但不平等的全球經濟秩序，以及強權政治依然存在。新形式的「經濟殖民主義」，以及大國壓迫時不時會發生，只是披上了不同的外衣。因此民族獨立自主的問題，在這個新時代中，以新的面貌出現。我們不禁要問：面對當今國際上各種強權，新興國家該如何維護，自己的主權跟利益呢？而民族主義在提供團結力量的同時，又要如何避免走向狹隘跟極端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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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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