孫文：三民主義－民族主義第六講
從中國傳統當中找尋民族精神－孫文的文化民族主義
哈囉！大家好！我是阿牛哥！三民主義第六集。這集我們會跟著孫中山的視線，轉向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，探索怎麼從古老的價值裡面，重建我們的民族精神。在1924年的中國，孫中山所要回答的問題是：在內憂外患交迫、新思潮衝擊傳統的情況下，中國人應該如何從自身，歷史文化中汲取力量，凝聚起新的民族精神？
當你聽到「傳統文化」這四個字，會想到什麼呢？是孔孟之道、忠孝節義嗎？還是你會擔心，這會不會太過時，跟不上現代社會的腳步呢？其實在一百年前的中國，也有過這樣的爭論。一方面新文化運動，高舉科學跟民主的大旗，猛烈批評舊禮教，覺得傳統文化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；但也有人覺得中國的危機，就是因為大家失去了傳統的精神，應該從歷史文化裡面找到救國的方法。
而國父孫中山，不只是革命的先行者，更是個對中華傳統文化，有著深厚感情的思想家。他提出要復興，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，來完成民族自救跟振興。在第六講裡面，他苦口婆心地跟大家說：要拯救民族，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全部丟掉。反而必須「喚醒」那些，沉睡已久的傳統美德，然後再結合現代的知識，這樣才能重新站起來。
為什麼要從傳統找尋民族精神？
1924年前後，這時的中國內憂外患：外有列強環伺，內有軍閥混戰，社會離心離德。在這樣的生死關頭，要怎麼凝聚國民的力量，成了最迫切的課題。孫中山認為要救國，就得先喚醒民族意識、重塑民族精神。
當時的中國社會在思想上，也處於劇烈的震盪中。五四新文化運動，掀起了反傳統的浪潮，年輕知識分子喊出「打倒孔家店」，提倡科學與民主，把傳統道德當成封建社會的毒瘤。但孫中山卻不完全認同，這種全盤否定的態度。他覺得：如果國人把自己的文化基礎都丟掉了，那民族認同還能建立在什麼上呢？中國人已經四分五裂成一盤散沙了，如果再失去共同的精神支柱，就很難對抗強敵了。
回想孫中山強調的觀點—「民族主義就是國家的主義」。沒有民族獨立團結，就沒有國家的未來。因此在抵禦外侮、反抗帝國主義之外，他更加認識到，必須從內部重建民族的凝聚力。這股凝聚力要從哪裡來呢？孫中山的回答是：從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中來。他看到近代以來，中國之所以節節敗退，其中一大原因正是，「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，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」。相反地，他認為倘若回溯歷史可以發現，中國之所以曾經強盛輝煌，靠的不僅是武力跟物質，而是深層的文化跟道德力量。在他看來，中華民族過去之所以，能屹立數千年而不滅，就是因為有一套優越的傳統價值撐著。只要把這股精神找回來，中華民族就有復興的希望。
他指出了振興民族的雙重路徑：一方面，要讓全體國民認清，中國所處的危險境地，喚起人人的危機意識；另一方面，要善用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跟倫理，例如深植人心的家族、宗族觀念，把四萬萬人從家庭宗族的圈子擴大，團結為一個「大國族團體」。簡單來說，就是要大家有危機意識，要喚醒中國人的團結力量。一旦全民有了憂患意識，又發揮傳統中的團結力量，就能夠喚醒沉睡中的「國魂」，讓這一盤散沙凝聚成堅固的石頭。
孫中山說，過去中國人喪失民族精神，就好比一整個民族都沉睡了。現在要復興民族精神，就要把大家從沉睡中喚醒。只要全體國民醒悟過來、團結起來，那曾經失去的民族精神，就能夠恢復過來。一旦民族精神一恢復，民族主義也就有了基礎，進而才能談復興民族的地位。孫中山把目光投向中國傳統文化，希望從中尋找可以振奮民族的精神養分。那他從傳統中，找到了哪些元素來重鑄民族精神呢？
喚醒國魂：傳統道德的力量
孫中山在演講的一開始，就點出了傳統道德，對民族存亡的關鍵影響。他認為，中國古代之所以能稱霸世界，除了軍事跟文化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：那就是道德。他舉了元朝蒙古人的例子，說蒙古帝國雖然曾經橫掃歐亞，國力遠勝當時的中原王朝，但卻沒辦法長久，就是因為「元朝的道德，不及中國其餘各代那樣高尚」。
反過來看中國，宋朝雖然亡於蒙古，明朝亡於滿洲，兩次都被外族征服，但漢族不但沒有滅亡，最後反而同化了征服者。這正是因為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更高一籌。換句話說，中國這種固有的精神文明力量，讓民族即使一時亡國，最終卻能夠不亡，還能把外來民族融入自己。這段歷史給了孫中山很大的啟發，他覺得，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，除了全民團結，首先就要恢復我們固有的舊道德。孫中山說的，「中國固有的道德」，到底是哪些呢？他列舉了中國人自古以來，就沒忘記的幾個核心價值：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平。我們一個一個來看。
首先是「忠」。在君主時代，「忠」是指忠於君主。但孫中山強調，民國以後還是需要忠，只是不再忠於皇帝，而是要忠於國家、忠於人民。他舉了個例子，說很多祠堂把象徵忠義的，「忠」字給拆掉了，因為大家覺得共和國沒有皇帝，忠君無從談起。孫中山批評這是不懂「忠」的真諦。他說，「忠」的真正意義是不忘初心、堅持到底，就算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在共和時代的中國，我們應該把「忠」，用在國家跟人民身上，為四萬萬同胞盡忠，遠比侍奉一個人高尚得多。所以，「忠」在現代依舊是不可或缺的美德，只是對象從君主，轉為整個民族。這番解釋成功地，把傳統的忠君觀念轉化為，一種愛國奉獻精神，既保留了「忠」的價值，又符合共和思想，真的是古為今用的典範。
再來是「孝」。孫中山稱「孝」是中國，最完備的倫理之一。《孝經》裡對孝的論述非常全面，在他看來，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論孝道，也沒有中國這麼徹底跟完善。孝順父母、尊敬長輩，是維繫家族、社會和諧的關鍵。傳統上說「百善孝為先」，孝道教導人懂得感恩、傳承跟責任，這種精神對國家來說也一樣重要。他相信一個民族，如果能把忠孝發揮到極致，國家自然就會強盛。所以他主張民國的國民，還是要敬老愛親，延續這種家庭倫理，因為這有助於培養忠於國家的公民品德。
第三是「仁愛」。中國的「仁」字涵義很廣，孔孟講仁，墨子講兼愛，這些都跟西方宗教的博愛相通。孫中山特別提到墨子的兼愛，跟耶穌的博愛是同樣的理念。傳統政治中也有「愛民如子」，以及「仁民愛物」的理想，強調執政者要愛護百姓、愛惜萬物。孫中山承認近代以來，在實踐仁愛方面，中國人確實不如西方人做得好，比如西方人在中國辦學校、醫院，幫助中國人，展現了博愛精神。但他認為，仁愛本來就是中國的舊道德，只是中國人一時疏於實行而已。解決辦法就是向西方學習，他們落實仁愛的方式，把中國人固有的仁愛精神重新喚起、發揚光大。換新句話說，仁愛不是外來的觀念，它是中華精神的一部分，我們完全可以在現代社會重實踐。
第四是「信義」。孫中山非常驕傲地指出，在信義方面，中國古人真的比外國人做得更好。他以商業為例，說中國生意人從以前，買賣憑口頭承諾就敢成交，彼此信用非常高。反觀外國商人，彼此交易往往要簽契約，還常常有官司。甚至有外國老商人稱讚：「中國人說一句話，比外國人立了合同還要守信用」。相反地，有些外國人在東亞的商業表現並不好，不太守信用，比如說當時日本商人經常毀約。
再從國與國的層面來看，歷代中國作為強國，也很少有背信棄義，去滅亡他國的行為。例如古代高麗是中國的藩屬國，但中國歷代都承認它的獨立存在。反觀日本，在近代崛起後，短短二十年就吞併了朝鮮，還背棄了《馬關條約》中，關於朝鮮獨立的承諾。這些對比讓孫中山得出結論：中國歷史上講求信義和睦，遠勝過列強弱肉強食的做法。中國人重承諾、講道義的傳統，是非常值得驕傲和繼承的。
最後一項，也是孫中山特別強調的，就是中華民族熱愛「和平」的傳統。他說放眼全世界，只有中國人是發自天性地愛好和平，自古以來都崇尚，「不嗜殺人」的信條。相對來說，西方列強則好戰成癮，在他那個年代，雖然開了很多次和平會議，但也只是因為戰爭太殘酷，不得已才去開的，並不是出自本性熱愛和平。相比之下，中國人幾千年來，「酷愛和平」完全是出於天性，個人講謙讓，國家講王道，不把殺戮好戰當作榮耀。因此孫中山驕傲地宣稱，論好戰或好和平的道德，中國人的境界是高於列強的。從未來的角度來看，和平精神是中國，應該貢獻給世界的大道理。
國父把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」這些舊道德，看作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精髓。他告誡年輕人，對這些傳統美德，不但不能拋棄，還要大力恢復並發揚光大，讓它們成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支柱。只要全民族重新拾起忠勇愛國、守信尚義、崇尚和平的信念，中華民族的地位就一定可以挽回來。
孫中山並不是盲目地美化傳統。他也提醒大家，要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：「我們固有的東西，如果是好的，當然是要保存，不好的才可以放棄」。這也就是說，新文化固然重要，但不該把有價值的舊道德，一刀切地扔掉。這種辯證態度，為他的文化民族主義定下了基調：既不做復古的頑固派，也不做西化的全盤派，而是善於從傳統裡面，擷取民族生存發展所需的精神資源。
講到這裡，或許有觀眾會想這麼問：「中國傳統道德再好，近代不是照樣積貧積弱嗎？光靠提倡忠孝仁義，就能讓國家富強嗎？」孫中山並不否認富國強兵，需要物質跟制度建設，但他深信精神是更深層、更長遠的力量。一個民族如果喪失精神支柱，再好的制度跟軍隊也難以維持。所以他強調，必須先把國人的心凝聚起來，再談其他面向。當然光有精神還不夠，中國近代的落後，也有科技經濟上的原因。這講後面也提出了解方。
固有的智慧與能力：從古文明到現代強國
孫中山進一步指出，中國「固有的智能」，以及「固有的能力」必須一同喚醒。他認為，中華民族不只有優良品德，更有獨到的思想智慧跟創造才能，可惜這些年，也跟著民族精神一起沉睡了。為了說明中國傳統智慧的價值，孫中山舉出《禮記・大學》中的八目：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。
他說這段從修身，到平天下的政治哲學，其精微完備是外國任何哲學家都沒說過的。他認為，雖然西方近代的新思想有用，但在內聖外王的系統哲理上，還是比不上中國，老祖先留下的寶貴智慧。這些傳統理念強調，從個人品德修養做起，一步步推廣到治國平天下，正是中國獨有的政治智慧脈絡，如果能夠善加運用，完全可以成為民族復興的精神指南。
他特別強調了「修身」的重要性。他觀察到，許多外國人瞧不起中國人，並不是因為中國沒文化，而是因為近代中國人，在日常行為習慣上欠缺教養，給人野蠻落後的印象。他講了一些例子：像中國公使在國外輪船上隨地吐痰，或在西餐廳當眾失禮等等，這些都顯示了中國人，缺乏「修身」的功夫。他痛心地指出這些小節不修的舉止，會讓外國人直接貼上「野蠻」的標籤，即使中國有再輝煌的古代文明，他們也懶得了解。因此孫中山告誡大家，要齊家治國，得先從個人的修身做起，從最尋常的小事都謹慎得體。只要每個中國人，都落實基本教養，讓外人挑不出毛病，中華民族的整體形象，以及自信心就會提升，從改變每個人的精神面貌開始，重塑國家文明形象。
講完精神文明，孫中山轉而談論中國古代，在物質文明上的創造發明。他驕傲地列舉出幾項，外國最重要的發明，都是源自中國：指南針、印刷術、火藥、瓷器、茶葉、絲綢、拱橋等等。這些發明對人類歷史，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孫中山提醒大家，如果沒有中國人，幾千年前發明指南針，就不會有今天航海貿易的發達；沒有中國的印刷術，知識就難以廣泛傳播；連西方引以為傲的現代化學炸藥，也是改良自中國的黑火藥。這些事實有力地證明了，中華民族固有的創造能力。他的用意是要大家，恢復對民族的信心：「我們中國人並不比別人差！」他認為，中國人的祖先曾經走在前面，今天的落後只是暫時的。
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，如何讓中國重新趕上世界潮流。孫中山並沒有因為，自豪於古代發明而拒絕學習西方。相反他強調，「還要去學歐美的長處，然後才可以跟歐美並駕齊驅。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，我們還是要退後」。他的策略不是盲目復古，而是「師夷長技以自強」，要迎頭趕上。他舉例說，中國完全可以後發先至，直接發展電力工業，不必經歷漫長的蒸汽機時代。他相信只要發揮中國人，固有的聰明才智，完全可以把西方先進技術學得更好。甚至樂觀預言，中國人只要徹底醒悟、奮起直追，用不了十年就能趕上世界強國的行列。他以日本為榜樣，指出日本原本文化落後於中國，但明治維新後幾十年就成為強國。中國人口是日本十倍、領土大三十倍，有更深厚底子，只要痛下決心，一定能做得更好、更快走向富強。
從傳統發明談到現代科技，孫中山逐漸講出了他的終極願景。當中國有朝一日再度強盛，應該在世界上承擔怎樣的責任呢？他再次強調了，中華傳統價值對未來的指引作用。他指出中國將來富強以後，絕不能重蹈西方列強，弱肉強食的覆轍，而應當肩負「濟弱扶傾」的使命。這是中國幾千年來，奉行的正義理念，就是要幫助弱小、對抗強暴。具體而言，就是扶持那些被侵略的弱小民族，同時抵制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的壓迫。他告誡說，如果中國將來只是學列強，去滅了別人的國，那中國的復興對世界將毫無意義，反而是世界的大災難。只有立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志向，在國家強大之後，為維護世界公道而奮鬥，中國民族的發達才有正當性。他說，中國當時飽受帝國主義壓迫之苦，將來如果翻身做主人，絕不能讓其他民族再受這種苦，而要消滅那些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，實現天下弱小民族的平等解放。如此一來，中國才能真正做到「治國平天下」，用固有的和平道德為基石，來統一道義世界，達成天下大同的理想。這是中國四萬萬人的大責任，也是孫中山所說的，「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」！
講到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，他所倡導的民族主義，是要復興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力，在內追求團結自強，在外追求公正和平。這完全符合他對於，「五族共和」的理念：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等各族融合為一體，共同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。他年輕時也喊過「驅除韃虜」，但這時他已經跳脫狹隘的種族主義，轉向文化上的民族主義。他不但沒有鼓吹種族優越論，反而一再強調，中國要以文化感化他族、以道義服人，而不是在種族上消滅他人。接下來我們從民族主義理論的角度，看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，是屬於哪種類型。
文化民族主義 vs種族民族主義
透過分析可以發現，孫中山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義者。簡單來說文化民族主義，就是以文化為民族的根本。它認為，一個民族之所以成立，關鍵在於共同的歷史文化、價值觀跟精神傳承，而不是單一的種族血統。就像學者史密斯說的，民族主義不只是政治理念，更是要求「重新發現，並恢復民族獨特文化身份」的文化現象，讓民眾回歸祖先傳統孕育的文化根源。換句話說，文化民族主義者，主張尋找民族的「文化之根」，強調族群共有的歷史記憶跟文化資產，作為凝聚民族的基礎。這跟孫中山的理念不謀而合。他號召國人從中國固有道德、傳統智慧和歷史成就中找回自信，用文化喚醒國魂，這正是文化民族主義的實踐。
史密斯的理論強調，神話與記憶在民族建構中的作用。他指出，民族主義者常為民族，尋找獨特的過去跟命運，愛國者有義務「恢復民族真實的歷史，重新擁有祖先的家園」。民族主義雖然是現代產物，卻「為古老的神話跟信仰注入新生命」，透過復興傳說、紀念先祖來激發認同。
史密斯生動地描述，民族主義就像是一座熔爐，將古老的民族神話、集體記憶、象徵跟傳統重新點亮，並以政治動員的方式，打造集體民族的認同。對照孫中山的做法，他正是利用中國，豐富的歷史記憶跟文化符號，重新塑造當時中國人的民族意識。他講述蒙元滿清興亡，強調的是中華文化的同化力，喚起歷史記憶；列舉四大發明等古代輝煌，是重溫民族創造力的神話；推崇忠孝仁愛等價值，是振興民族倫理傳統。所有這些主張，都讓當時迷茫的中國人找回了，作為「中華民族」的自豪跟責任感。正如史密斯所言，民族主義往往要「復興他們的神話，賦予本土文化新的政治力量，動員人民參與民族事業」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，正是這樣一場民族文化再造的運動，透過重新鑄造民族精神支柱，進而動員全國人民投入民族復興。
講到這裡，我們就能清楚區分，文化民族主義跟種族民族主義了。種族民族主義側重血統的純粹性，把同質血緣視為民族的唯一基礎，排斥「外人」融入，極端時會導致沙文主義跟種族歧視，就像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、納粹種族論。在這種觀點下，民族是封閉的、生物性的概念。相較之下，文化民族主義則把民族，理解為一種開放的文化共同體。民族靠共享的文化記憶跟價值觀維繫，只要認同並融入這套文化，即使沒有共同血緣，也能成為民族的成員。孫中山的「中華民族」概念，就展現了這種觀點。他強調中華民族，是「具有共同血脈文化的大家庭」，雖然提到血脈，但他更重文化。這個民族大家庭，不只有漢族，還包含滿、蒙、回、藏等各族人民。孫中山主張透過政治跟教育手段，來融合各族，讓不同族群共享中華文化、成為命運共同體。
為了消除誤解，孫中山還特別說明，他的民族主義「不是侵略別人，而是反對別人侵略我們」。他嚮往的是真正民族平等、天下大同的世界，新中國強盛以後，要做和平的守護者，而不是霸道的征服者，這跟種族主義鼓吹的弱肉強食截然不同。他對內主張復興民族文化，對外則主張和平共處與大同世界。難怪史密斯在總結民族主義類型時，會強調民族的文化取向：在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，民族是一種公共文化，向所有公民開放，要求重拾民族獨特的文化身份，回到歷史文化共同體的本源。孫中山正是憑藉這種信念，努力將中國人塑造成一個，有共同文化認同的國族，來對抗當時種族主義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挑戰。
當然文化民族主義，也並不是完美無缺的。一方面，它避免了狹隘的種族偏見，理論上具有包容性；但另一方面，它有時仍然可能對少數族群，造成潛在的同化壓力。畢竟強調「共同文化」，往往是以多元文化，服從一個主流文化為前提。在孫中山那個時代，「中華文化」主要指漢族文化，要求滿蒙等少數民族，融入漢族為主的文化圈。這對少數族群而言，未嘗沒有被文化同化的擔憂。所幸孫中山的最終目標並非壓迫誰，而是為了全民族的解放與振興。在他身上我們看到，更多的是文化民族主義積極的一面。這套文化民族主義，能夠提供一套精神資源，讓一個受欺侮的民族，找回自信跟團結的基礎。正如史密斯所說的，民族主義往往在被壓迫的族群中，充當靈丹妙藥，使其「復興神話、喚醒文化、動員人民，從而成為政治行動者」。這與孫中山致力於喚醒，被壓迫的中國人民如出一轍。
傳統文化與現代民族精神
透過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的探討，我們了解到他是一位文化民族主義者，主張從傳統文化中，重新塑造民族精神，為當時風雨飄搖的中國，注入一劑強心針。那他這套思路，對今天的我們有什麼啟示呢？我想留給大家幾個思考的問題。
第一，一百年後的今天，傳承孫中山所強調的文化民族精神，是不是還是有必要呢？當前的中國，早已經不再面臨殖民入侵，物質跟國力也大為增強。但還是存在各種不同的聲音與矛盾。那我們還需要孫中山式的，「民族精神強心劑」嗎？如果需要，應該體現在哪些方面？如果不需要，您的理由又是什麼呢？
其次，民族主義常被形容是一把雙刃劍。一方面，它能激發愛國熱忱跟團結意識，另一方面，它也可能走向狹隘，進而滋生排外情緒。在全球化的時代，每個民族都不可避免地，會跟其他民族打交道。我們應該如何平衡健康的文化自豪感，跟對其他民族的尊重包容呢？孫中山提倡的既愛自己的民族、又期盼世界大同的胸懷，在現代社會還適用嗎？
好了，透過孫中山的講解，我們看到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。在民族危亡之際，文化可以是振興民族的強大資源。但如何揚長避短，賦予傳統以新的生命力，則需要智慧跟平衡。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的話，歡迎幫我們按下訂閱並分享出去，如果有能力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，或是按下超級感謝！另外我們的DC群已經開放囉！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。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，針對節目內容或剛才提出的問題，發表自己的觀點，我們在直播跟大家一起討論。我們下次見，ByeBye！
參考資料：
孫文，1924，《三民主義・民族主義第六講》，維基文庫中文版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iki/%E4%B8%89%E6%B0%91%E4%B8%BB%E7%BE%A9/%E6%B0%91%E6%97%8F%E4%B8%BB%E7%BE%A9%E7%AC%AC%E5%85%AD%E8%AC%9B。
Smith, Anthony D. 1999.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Smith, Anthony D. 2010. Nationalism: Theory, Ideology, History. Polity Press.
